中国佛教饮食的变迁:从不禁止食肉到严格食素

信息来源:大公佛教发布时间:2018-03-0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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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饮食,是生物维系色身的要件之一。一般人每日尘劳奔忙,最低限度的目标便是求得衣食温饱,如果能吃饱穿暖后,最好还能吃得好,穿出地位;对出家僧人而言,要能专心办道,首先也是必须安顿色身,但佛陀教导比丘将食物视为“药”,只是以食物治疗饥病,滋养色身,长养慧命,不可恣意贪食。原始佛教时的僧人以乞食为生,在律藏中关于“食”的规定非常多,都是佛陀依着当时的情境而加以制定的。佛教传入中国后,为适应民情风俗,中国僧人食物的来源、形式与内容,就产生了另一番新的风貌。

     

      农禅生活自耕自食

     

      佛世时,比丘们身披袈裟,手持着钵,四处乞食游化,只有在雨季里,才回到精舍或固定的一处结夏安居,此时不再出外托钵。对僧人而言,“乞食”蕴涵着深远的意义──一方面是降伏骄慢,不贪美味,毫无选择,专心修道;另一方面则是藉着乞食因缘与居士接触,给予布施种福田、说法的机会。所以,乞食是僧人的正命,垦土掘地、种植蔬果以致伤害生命,这是原始佛教所不许的。

     

      佛教初传中土,中国沙门仍然坚守着佛陀的遗教,后来僧人逐渐放弃托钵乞食的方式,最早可见的记录是东晋安帝义熙元年(西元四○五年)道恒的《释驳论》中指出当时沙门“或垦殖田圃,与农夫齐流”,可知当时僧人已开始耕种了。

     

      为什么中国僧人无法再过乞食的生活呢?这与中国的民情及僧团在中国的发展有关。在中国的文化里,“乞讨”是卑贱的行为,何况在普遍重视劳动的大社会,僧人乞食,被视为“不事劳作,不事生产”,难以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与尊敬;其次僧团人数不断增加扩大,寺院又位处偏远,端赖托钵乞食有实质的困难。在此情况下,自南北朝以降,皇室贵族以赐田与舍田的方式供养僧人,不再直接布施饮食;相对地,僧团也必须自行组织生产的方式,以便自给自足。

     

      到唐朝时,马祖大师创建丛林,百丈禅师立下清规,正式开启中国僧伽生活新型态,僧人开始过着“昼而农、夜而禅”自耕自食的农禅生活,百丈禅师“一日不作,一日不食”身体力行的高风亮节,成为后代僧人效法的榜样,在作务中修行也成为僧人奉行不渝的信念。

     

      菜根香,佛门悲心长

     

      比之原始佛教的饮食,中国佛教最突显的是“素食”。在佛世时,僧人既是乞食,居士供养什么,比丘就接受什么,因此佛陀并未禁止僧人食肉,除了象肉、马肉、龙肉、人肉不得吃,其余肉类,只要不见杀、不闻杀、不为我杀(三净肉),皆可接受(见四分律)。

     

      而大乘佛教是严禁肉食的,《梵网经菩萨戒本》即指出“不得食一切众生肉,食肉得无量罪”;《涅盘经》中也说“食肉者,断大慈种”。以慈心戒杀素食,正是悲悯众生、长养大乘慈悲的表现。

     

      中国僧人素食也和笃信大乘佛教的梁武帝有莫大的关系。公元五一一年梁武帝召集诸沙门立誓永断酒肉,并以法令公告,违者严惩。由于帝王的推动,加上中国寺院自耕自食,广大的庄园提供素食来源,这项教团改革,收到极大的成效,直至今日中国佛教僧团仍坚行素食。

     

      以往的寺院经济普遍贫困,加以僧人勤俭,腌酱特多,每日斋饭,除中午一餐吃饭外,多半食粥,佐以陈年腌菜。现今台湾拜经济成长之福,僧人的饮食也随着转变,诸如素食人口快速增多,素食馆相继设立,素食制成品种类多样化了。近几年更刮起回归自然之风,清淡的生食、素食自然成了新时代的宠儿,从健康的角度来看,它已渐渐脱离了宗教的素食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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